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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彩”是中国明清时期最具特色的髹饰工艺之一，其制作一般是在刻凹下去的花纹中填以彩色，可以刻画各色各样的图文装饰。款彩所填的色彩可以是漆调的色彩，也可以是油调的色彩，还有填入金色银色作装饰的。《髹饰录》里称“款彩”：“有漆色者，有油色者，漆色宜干填，油色宜粉衬。用金银为绚者，倩盼之美愈成焉。又有各色纯用者，又有金银纯杂者。”杨明的注释则谓：“阴刻文图，如打本之印板，而陷众色，故名。然各色纯填者，不可谓之彩，各以其色命名而可也。”

　　 从流传至今的许多款彩代表实物看来，款彩多以黑漆作背景，款刻的花纹和图像轮廓鲜明，图文之内的漆地被铲掉以后，填入漆色或油色，图文与漆地并不齐平。款彩工艺适合在平面漆板上进行髹饰，因而经常被用作家具的部件，尤其是面板的装饰。诸如各种箱、匣﹑柜﹑屏等，特别是各色屏风，细到小桌屏，大至六曲或八曲甚至更加巨型的屏风。对照如今保存在各大博物馆中的明清时代款彩漆屏风制作，可见其具有典型的雕刻艺术特征，而且五彩斑斓，也有单色、或以金银髹饰的制作，其装饰风格更显富丽堂皇。这类明清时代的款彩漆屏风上的装饰题材多为风景园林、宫苑美人或风俗场景，并伴以吉祥图像或图案作为装饰。由于款彩是在平面的漆板上雕刻而成，当中清晰的线条表达及其形象设计之间精妙的图底关系设计，加上其典型的中国装饰题材，使得这类款彩屏风洋溢着十分浓厚的东方艺术魅力。

　　 《髹饰录》作为唯一一部流传至今的漆艺经典文献，当中对“款彩”作了相当经典的界定，使得“款彩”这一术语成为了许多相关研究对这类髹饰制作最广为接受的称谓。然而，与“款彩”相同或类似的制作亦有着其他名称流行。如王世襄先生曾经指出：“北京的文物业不称之为‘款彩’，而叫它为‘刻灰’或‘大雕填’。‘款彩’的漆胎，为了便于刊刻，一般都不坚实。采用材料可能有砖粉、猪血，而生漆并不多。所以它的颜色近于灰绿。刊刻时，刻至漆灰而止，‘刻灰’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大雕填’是用它来区别所谓的‘小雕填’的。北京文物业所谓的‘小雕填’，包括‘填漆’、‘戗金细钩描漆’和‘戗金细钩填漆’几种做法。”此外，还有所谓“薄雕漆”之称。这一称谓见雷圭元先生《工艺美术技法讲话》，其称：“‘薄雕漆’……漆只在表面一层，底子却是胶和黄土、白土制成，雕法是属阴文的，花纹的地方，都是向里凹进。而镂去者，只是表面一层漆。雕工之佳，镂深有半寸许，而如人物眉目须发、衣裙、手指，均留出黑线、花心、叶脉、鱼鳞、鸟羽，一丝不苟，挺秀流利，仿佛用笔绘一样自然，而且细划无一断续不继者。”

　　 雷圭元先生所说的“薄雕漆”，其实是对“款彩”新旧制之异称。雷圭元先生曾在20世纪30年代留学法国，其时正值欧洲“装饰艺术运动”（Art Deco）风格盛行。欧洲著名的漆艺家让·杜南德（Jean Dunand）擅长以“款彩”技艺制作带有现代装饰艺术趣味的屏风家具，并备受雷圭元先生所推崇。1931年，雷圭元先生回国后受聘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曾在1932年第10期的《亚波罗》杂志上登载的文章中介绍过让·杜南德及其作品。但是其时欧洲人并不称这类制作为“薄雕漆”，而是称之为“万丹漆”或“科罗曼德尔漆”。德国明斯特博物馆策展人潘甜（Patricia Frick）便曾总结过，指出欧洲所称的“万丹”（Bantam）漆屏风以及“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漆屏风即中国的“款彩”屏风：“所谓的万丹漆在出口到欧洲的货物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漆器以爪哇岛的港口万丹命名，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大部分漆器从万丹运往欧洲市场。万丹漆因独特的上色技巧而具有鲜明特色，在中国称之为‘刻灰’或‘款彩’，最早记载于16世纪末的《髹饰录》。在这项中国的技艺中，木胎被涂上几层灰粉底漆，然后再涂上黑色或棕色漆。在漆干后，装饰图案——通常是人物场景或花卉——被刻进漆面，深度为见到漆灰为止。最后，在刻出的凹处填充彩漆、油彩或掺有胶水的金粉。灰粉漆底使填充的颜色比原本亮得多。这项技术特别适合于制作家具和屏风。在18世纪中叶，这些主要的大型漆器在法国和德国也被称为‘科罗曼德尔漆’，因为它们是通过印度东南部科罗曼德尔海岸从万丹运到欧洲的。”

　　 中国的“款彩”屏风在17世纪开始变得非常流行，当时大量的屏风和镶板由印尼和印度的贸易港口运往欧洲。其时，欧洲兴起的中国热对自中国而来的各种物产非常青睐。丝、茶、瓷以及漆器、家具、壁纸等，与其时欧洲流行的罗可可（Rococo）艺术风格珠联璧合。从当时欧洲贵族崇尚异国情调的风气到新兴资产阶级的消费时尚，均可看到中国漆艺的影响。其中最具特色的运用形式便是将来自中国的漆屏风作为室内装饰的要素，甚至将整个房间布置成为“漆阁”，至今仍可在英、法、德、荷等欧洲国家的宫殿中看到这类室内设计。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艺术设计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