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美与美育



时间:2021-6-29 11:29:25 文章来源:上海采风 ■ 刘之杨 


吴冠中

  吴冠中是20世纪享誉海内外的艺术大家,也是对中国现代美术理论及美术教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标志性人物。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孙景波曾与吴冠中过从甚密。之前,他做客清华大学艺术中心,回忆了自己与吴冠中交往中的点滴,尤其通过回忆二人共同在云南写生的前情后事,讲述了吴冠中写生经历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以及其卓尔不群的精神气魄与家国情怀。
    

改画小组:
意外获得偶像指点


  尽管与吴冠中相交多年,但孙景波认为,不可贸然地以“朋友”二字描述其与吴冠中之间的关系。准确地讲,吴冠中是其良师益友。而且,吴冠中对其的影响,时间愈久,发酵愈甚。

  不过,有趣的是,这段情谊的开始却是一场阴差阳错的相遇。

  1970年,在孙景波去往云南支边6年后,被当地总指挥部任命为领导小组成员,负责云南省抗震救灾画展的相关工作。这一消息让孙景波兴奋不已,不过良辰转瞬即逝,一封书信让他重新回到农场,接受组织审查。尽管在两年后,这一事件被查明为一场误会,但孙景波已经被安排到某县公社去做文书工作了。

  随后,在1972年的全国美术作品展上,孙景波的画作《阿细新歌》入选。主办方认为,有些作品题材很好但技法欠佳,于是决定成立一个“改画小组”,对一些作品加以修整,而孙景波恰好被选为小组成员。也正是在这个改画小组里,孙景波初遇吴冠中。


阿细新歌

  某一天,大家正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修改意见,忽然一位领导带来一个“老头子”。孙景波回忆道,那位“老先生”身着朴素的中山装,面容消瘦,很有一副沧桑感,但实际上也就五十岁出头。

  后经介绍,方知这位便是吴冠中先生,一时间大家兴致猛增。虽然吴冠中也经历过一段困苦的时期,但其依然是年轻一辈画家们的偶像。还没等孙景波定下神来,吴冠中已经走到《阿细新歌》前,操着一口浓重的江南方言说:“印象派啊,这个蛮好啊。”

  在当时的艺术理论风向中,“印象派”并不是一个褒义词。但孙景波能听得出吴先生其实是持夸奖的语气,这给他不小的鼓励。

  不过,吴冠中话锋一转,当即指出眼前这幅作品的两个问题,“这四块石头怎么像同一块石头?还有这些人物都在开口笑,他们彼此是不是太像了啊?”

  吴冠中提示孙景波,工艺美术可以抽象,但你的画作是写实的,就要关注自然,因为自然不会是这个样子。孙景波说,他当时感觉到,吴先生虽然表情和蔼,但目光如炬,“眼睛里仿佛能射出刀子”,对美的审视、对缺陷的观察都十分精准。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孙景波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吴冠中的指点。也正是这次在“改画小组”中的意外相遇,开启了日后两人长达几十年的忘年之交。
    

云南写生:
敬意与困惑相伴随

  时间推至1978年,组织安排孙景波等若干中青年画家前往云南西双版纳写生,吴冠中先生也从北京应邀赴滇。

  有了“改画小组”那段经历,孙、吴二人彼此间便不算陌生,但是孙景波对吴先生的了解,此时还只停留在作品和名气上。在接站时发生的一件事,大大加深了孙景波对吴冠中的敬意。

  孙景波讲道,当时他们在车站等候吴先生会合,可是在软卧区却怎么等都没等到人。仔细一看才发现,吴冠中从硬座区走来了。

  原来,吴冠中是从北京坐3天硬座到昆明的。以吴冠中当时的身份和地位,他完全可以享受软卧待遇,可是他执意只坐硬座。当时,吴冠中还对孙景波说:“景波,硬座我完全可以啊,没得问题啊。软卧的钱比硬座贵一倍还要多,我们的经费有限,省下的钱还可以留给其他人再来嘛。”云淡风轻的一番话让孙景波难以忘怀,他也从中看到了吴冠中先生的风格与风骨。

  随后,写生正式开始。孙景波和吴冠中被安排一同住在一间不足9平方米的屋子里。很多人或许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与大师深入交流的机会,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孙景波坦言,当时,两人不仅没有太多深入的交流,甚至很多时候两个人根本谈不到一块儿去。更直接地说,当时的孙景波其实不太喜欢吴冠中和他的画作。

  吴冠中特立独行的写生习惯是写生小组里的“两怪”之一。孙景波回忆,每日天蒙蒙亮的时候,吴冠中就出门了,到晚饭时他才回来。不仅午饭时间找不见人,晚上回来之后他也顾不上吃饭,而是拿出画笔画布继续勾勒试色。

  这时,往往饭菜已凉,大家从耐心等待到等得不耐烦,却又不好意思直说,于是劝吴先生保护身体先吃口饭。可吴冠中却说:“我这个人外出写生啊,可以不喝水、不吃饭、不拉屎、不撒尿。”吴冠中的这“四不”后来成为圈内一桩美谈,陈丹青先生也多次在其讲座中提到过。

  当时,孙景波的画作以人物画为主,即便是风景写生,也凸显写实的风格,基本上是将自己看到的美景用画笔如实地描绘出来。而吴冠中采用的是其自创的“搬家画法”,也就是把自然中若干美的景象,重新组合到一幅画作里。


奔流

  写生时,吴冠中每天从早到晚在村子里绕来绕去,就是在积累他认为美的素材,以供其创作之需。他曾向孙景波解释说,这是由一次入藏写生的经历所得。

  在进藏的路上,汽车飞驰,两旁美景让吴冠中大喜过望,连连称赞,等到了目的地之后,他步行几个小时来观察,却再也找不回那种感觉。后来,他想到,这是因为他在路上“吃的是压缩饼干”。换句话说,在汽车上,他所感受到的,是大量美景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所带来的震撼。

  从那以后,吴冠中便开始尝试如何把这一感悟贯彻在自己的创作中。尽管吴冠中笃信“搬家画法”,但当时的孙景波却有些不以为然——既然强调要尊重自然,学习自然,那“搬家”之后的自然还是自然的样子吗?


  对于上述的种种不解与困惑,孙景波称其后来作了“检讨”——年轻时的自己距离大师的所作所思,还有很远的距离。不过,这些丝毫没有影响孙景波对吴冠中的敬重,尤其是临别之际吴冠中的一番话,又一次使孙景波深受教诲。

  西双版纳之行临近尾声,几乎每位画家都积攒了一大摞作品。吴冠中的作品不多,但也不乏动人佳品。孙景波上前祝贺其“丰收”,不料却被吴冠中打断:“打住,景波。我告诉你,回头我静下心来,如果能从这一摞画里挑出两三张——哪怕一两张我看得上的,我就心满意足了。”


丽江人家

  其时,吴冠中已经享有盛名,他的画作在市场上及朋友间广为流传。但这番话让孙景波意识到,吴冠中对其作品的优劣有着相当严酷的标准,他本人便是其画作最为严酷的审判官。哪些画是精品,哪些画很普通,他心中十分清楚。这一点直到其晚年仍是如此。

  晚近时期,吴冠中将其部分画作捐赠给了国家美术馆和上海美术馆。在孙景波等人看来,这些捐给国家的画作远胜于在市场上流通的作品,都是吴冠中精挑细选出来的。

  吴冠中曾说,真正的艺术不应该被拿来交易,也不应该被藏起来,而应该用来交流,要接受人民的检验,既与本国人民交谈,也与世界人民对话。
    

写生归来:
岁月彰显大师本色

  云南写生结束了,但孙景波与吴冠中的缘分并没有中断。当时的困惑在之后的日子里逐一得解,而当时的敬意也经由漫长的岁月,积淀得愈发淳厚。

  前述西双版纳写生小组里有“两怪”,其一是吴冠中先生,其二便是祝大年先生。而孙景波之所以能够对吴冠中产生更深的理解,或多或少与祝大年有关。

  在写生的日子里,吴冠中每天四处奔波。与之恰恰相反的是,祝大年一连好几天都坐在打谷场边的一块石头上,面对一棵大树反复地画,力求将树干上的每一个节疤都刻画出来。

  孙景波觉得很奇怪:“把一棵树画到这种程度还能叫艺术创作吗?只能是标本画吧?”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祝大年为首都机场创作的巨幅壁画《森林之歌》诞生后,站在这幅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画作前,孙景波幡然醒悟:“当年真是小子无知,不知天高地厚啊!”

  《森林之歌》的主体是一棵大树,而这棵大树的枝干叶态一下子就让孙景波想起了西双版纳打谷场旁的那棵树。当时祝先生每一笔如标本般精细的刻画,都成为这幅壁画的基础。

  孙景波说,这件事对他来说是一堂课,既让他理解了祝先生的苦心,也更加理解了吴先生。

  画家想要展示自然之美,但自然之美却不会主动地来到画家眼前,而必须经由画家不辞辛苦的探索与追求。画家在没有经历千百次尝试和打磨之前,没有如吴冠中和祝大年那般苦心孤诣之前,真正的艺术品都难以从其手中脱胎。

  那种按照自己的一套成熟的路数,一天画出二三十幅作品,不是不行,但结果肯定是也只会是“大路货”。孙景波认为,无论是祝大年的树木或者玉兰花,还是吴冠中的水乡、农家院或是青岛城市,都是写实中有抽象、抽象中又无一不生动。这种境界,不经过对自然的悉心观察,不经过不计辛劳的积累与试错,是根本达不到的。

  可以说,吴冠中是在用他独到的方式追求美、表现美,同时也在用其高超的语言和文字能力阐释美,培养后辈如何去理解美。孙景波回忆,在他到中央美院攻读研究生的时候,曾建议学生会邀请吴冠中做一场关于美的讲座,吴先生很愉悦地应允下来。

  讲座中,吴冠中抛给学生们一个问题:“现在流行明星画报,请问它们美不美?”不等学生回答,吴先生自问自答道:“我可以承认它们很漂亮,但是美吗?罗丹的著名雕塑《老妓女》的形象不漂亮,但是它美!同学们啊,艺术上的美和漂亮是不能画等号的。”


老妓女

  孙景波说,通过一次次间接的教诲,他慢慢理解了曾令自己困惑不已的“搬家画法”。选取一处美景如实地画下来,当然是对自然之美的描绘,但那只是方寸之间的自然。而吴冠中所描绘的,是自然的“大”美。其画作中的每一个素材都来自自然,都不是凭空的抽象,每一个素材都保留着其独特的生动和韵味,正因如此,当它们组合到一起时,才会产生“1﹢1>2”的动人效果。

  而吴冠中的情怀还不止于此,他希望更多的中国百姓能够接触到高水准的美术作品。于是,在中国美术馆成立40周年的纪念会上,他再发惊人之论。

  孙景波提到,当时主持人请吴冠中上台发言,只见他一脸凝重,仰天叹息,停顿了大概有半分钟后,用悲惋的语气缓缓地说了这样一番话,“此刻,我感到悲哀!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我们现在才有这么小的一个美术馆,这甚至都不能叫美术馆,只能算是一个展览馆,它的规模,连很多没有我们发达的国家的美术馆都不如!”

  一番话毕,全场鸦雀无声。起码两分钟之后,现场观众对吴冠中回以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如何为中国美术争取到一方天地,中国美术还能否成为关乎国民素质必备的育人内容,还是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吴冠中的发言说出了许多美术工作者的心声,也开启了美术公共教育的新篇。

  那之后,国家博物馆动工,地方各级博物馆、美术馆也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孙景波认为,吴先生不仅本人探索美,还要让更多的中国人民接受美的熏陶。而为了这一点,他是敢于仗义执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