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坛流寇”谢春彦：画画要有点“意思”

时间：2017-5-17 23:51:40 文章来源：上海采风　文/曾钇榕　

　　“沪上高士，齐鲁狂生”；“一半是天才，一半是鬼才”；“豪放而儒雅，感觉细腻而又一派侠义心肠”——这都是形容上海滩的谢公春彦的。谢春彦的创作也如他的为人，情感丰富而真实。正如著名画家黄永玉对他的评价：“水墨生涯，感情磁场。”

　　日前，“春彦观止——谢春彦新民漫画展”在上海图书馆举行。这是办过非常多的个展后，谢春彦第一次办的漫画展，展出了他40余件漫画作品，大部分是他近年在《新民晚报》的专栏“春彦观止”上发表过的原作，以及几幅“童年小记”和文学作品的漫画插图。漫画展上的作品逸趣横生，耐人寻味，其中有一张自画像，让人印象尤为深刻。这幅画画了两幅面孔，一半脸在闭目沉思，另一半脸眼睛睁得很大，似惊讶不解。“这不是我说自己是两面派，而是告诉大家，人应该是有很多侧面的。温柔沉静的是我画国画的一面，怒目圆睁的则是我在画漫画的时候。”谢春彦解释道。

　　谢春彦以多面手著称，曾做过教师、记者、编辑，后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他不仅画中国画，还画漫画、文学作品插图。因画风独特，有浓郁的文学气息和幽默情趣，被评论界誉为“新文人画”的代表人物之一。2002年谢春彦被美国旧金山市政府授予有特殊成就的艺术家称号。1980年以来曾多次应邀在美国、新加坡、德国、日本等国举办个人画展和讲学。靠自学成才的大画家叶浅予谦称为“画坛草寇”，身为弟子的谢春彦传承了叶老的衣钵，自称为“画坛流寇”。他不仅画画、写书法，还撰写艺术评论，写旧体诗。他还担任南京博物院特约研究员、日本中国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近日，当我走进这位“画坛流寇”的家时，鹤发垂肩的谢春彦正在一张非常宽敞的画桌上画一幅只比巴掌大一点的漫画。他身后的书橱里已经满满当当，挤不进去的书只好围居在画桌旁。桌上，一枝插在精致的瓶子里的莲蓬颇为古雅，暗合着主人的性情。屋内没有开空调，一个别致的老式风扇呼呼作响。谢春彦笑言，他喜欢自然风。说罢，搁下了画笔，爽直又风趣地聊起了自己的艺术生涯。
  
　　童年种下的家国情

　　谢春彦，出生于1941年，祖籍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祖父是当地很有名的眼科医生。谢春彦的父亲受过一点新式教育，17岁时家里帮他订了门亲，为摆脱家庭的束缚，他逃到了广东，进了黄埔军校，随后参加广州起义，后来又到上海参加十九路军抗日。在上海，他认识了一位上海姑娘，后来就是谢春彦的母亲。

　　谢春彦9岁时，父亲转业，举家回到他的老家——广饶县大王镇。原本懵懵懂懂、衣食无忧的“小少爷”谢春彦到了农村，马上感觉到了生活的巨大变化。不仅生活条件艰苦，吃饭都有问题，还要下地帮忙。“记得有一年夏天，豆子刚种下去，我带着弟弟妹妹在地里补苗。大热天的，很累，那么一块地，居然感觉走不到头似的。等到豆子成熟后，会有虫灾，我们就被叫去抓豆虫。”谢春彦感慨道，“刚回父亲老家时，我母亲一看，还有个大夫人，心里一定很难过。但是后来我想想，觉得我的大妈妈也很可怜，老公逃掉了，她做了一辈子媳妇伺候公婆。过去很多中国妇女就是这样忍辱负重的。这些事情让我懂得了许多，也让我从小有点正义感，对处在底层的老百姓是很尊重同情的。”

　　谢春彦坦言，家族中并没有人画画，倒是祖父有写书法的爱好。“我只见过一次，一个瘦小的老头，早上起来就在前一天的《大众日报》上写书法。我们谢家有个传统，觉得男人应该对这个国家有点责任。我想当时他的心情也不是很愉快。不过，让祖父没法预料的是，十几年后，他的长孙，就是我，居然吃了笔墨这碗饭。”谢春彦爽朗地笑说道。

　　小时候谢春彦就显露了对画画的兴趣。看了连环画后，他一定要让父亲给他画张画。一直拿枪杆子不会画画的父亲被缠得没办法，只好拿起笔杆给他画了一匹马。后来，有一天他父亲赶集，忽然买了一张纸，让谢春彦给他画一个关公。谢春彦受宠若惊，感到父亲对他画画的认可。可惜最后关公没画成，因学校的关系，那张纸最后做了作文本。

　　在祖祖辈辈生活的农村，生活很困难，但也有快乐。夏天，晚饭后，孩子们会在院子里听大人讲过去的故事，这也无形中让谢春彦对文史有了兴趣，且有了故乡的概念。“后来文革时，很多内容不能画，我就在一些零碎的宣纸上画‘童年小记’，回忆自己的童年。”谢春彦说道。
谢春彦在山东老家住了两年后，在上海的外祖母舍不得大外孙受苦，就在过年的时候托人把谢春彦带回上海。“那是1953年年初，至今我在上海已经呆了63年。”谢春彦说道。可见对于改变其命运的那一年，他记忆犹新。之后，他进了徐汇中学，课余常去逛旧书铺。“每天外祖母都给我一毛早饭钱，每次我都会省下几分钱，最后攒拢来去买书。在旧书摊上，我买到了唐诗集、丰子恺的漫画集，以及早版本的《芥子园画谱》，我就照着临摹。那时，脸盆上、痰盂上都是齐白石的画，这都是可学习的素材。”

　　1957年，中等技术学校停止招生，只有师范学校照常，还免学费。一直住在外祖母家的谢春彦，不希望亲戚认为他是“吃白饭”的，就去报考了上海行知艺术师范学校（后归入上海第一师范学校），并顺利考入。爱好文艺的谢春彦如鱼得水，学弹钢琴，参加合唱团，不亦乐乎。更让他欣喜的是，学校里藏龙卧虎，有很多非常好的美术老师，其中一位就是徐悲鸿、林风眠的高足——朱怀新老师，她的先生是大画家俞云阶先生。夫妻俩对他们这些学生都非常热心、耐心。

　　毕业后，谢春彦当了一段时间老师，之后去了报社工作，认识了更多老一辈画家，如刘海粟、叶浅予、张乐平、丰子恺、华君武、丁聪、黄永玉等。“这些前辈对我都非常好。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刘海粟先生从黄山特意给我寄来一封信，写在6张毛皮纸上，用毛笔写的。那时我只是报社里一名普通的记者编辑，老先生对我如此厚爱，真是不容易。之后的日子里，我总是会想到老一辈在自己很困难的情况下对我的谆谆教诲。”

　　“满纸荒唐言，一本正经心”

　　在报社呆了十几年后，谢春彦调入上海中国画院，成为高级画师。回顾他的美术生涯，他主要创作的是传统水墨画，但他与漫画的缘分也非常深厚。在学校时，谢春彦就开始向报社投稿、发表漫画。他记得最高的一次稿费是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一张漫画，拿到14元，这可是笔大数目。因为在当时的那个特殊年代，很多有名的国画家的画没人要，比如吴湖帆等，美术家协会为了救济他们，让他们画扇面，画一把扇面的价钱是两毛五分，交上去后，审查的人如果认为不符合要求，画家还要赔扇面的钱。“谁来审查呢？就是一些不懂画的年轻人。这些扇面如果现在拿出来拍卖的话，像吴湖帆的作品，最少几十万元一把。”谢春彦感慨道。

　　为画漫画，谢春彦经常看新闻、观察生活，从中收集素材。一次，在《解放日报》上，他看到一条消息，讲的是苏联工人生活条件改善、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于是谢春彦画了这样一幅漫画：在一个纽约的咖啡馆里，外国人在看报纸。一人说，你看苏联的工人，每天工作的时间从8小时降到7小时，另一人说，那有什么稀奇，我们很多工人减到0小时，就是失业了。还有一幅漫画，谢春彦画了一只戴眼镜的猫头鹰在发“牢骚”：现在大炼钢铁，从早到晚都是红彤彤的，晚上都要戴眼镜了。

　　“最早的时候，我看报上的漫画，有的地方排成网点，我以为是画出来的，就专门去买了一支美国产的钢笔画网点。后来到了《青年报》，有位很和善的美术编辑大姐问我，你寄来的漫画为何那么小？我也很惊讶，报上登出来不就那么大吗？后来才知原来是可以缩小的。那位大姐还告诉我，上面的网点不是点出来的，如果这块地方想有点，就用蓝色笔涂一涂，排版工人就知道要把这块地方做成网线。”谢春彦呵呵笑着讲起自己曾闹过的“笑话”。不过虽然他早期的漫画在报纸美编看来有点“不懂行”，但是漫画中的浓郁趣味，让这些画脱颖而出，颇受青睐。宁可画一张有缺点的画，但是绝对不画一张面面俱到、没有特点的画，这是谢春彦的创作原则，而这个原则的订立跟一些前辈对谢春彦的影响休戚相关。

　　文革前，谢春彦和同学曾冒昧地拜访过丰子恺。“丰子恺先生很平和地接待了我们。记得当时我还提出了一些很幼稚的问题，丰子恺先生很耐心地回答了我，其中说道：画画最好有点画外的意思。这句话影响了我好久。还有齐白石、叶浅予先生，画画比较简笔，但是意味很深长，也影响了我的艺术道路。后来我虽然不是以漫画创作为主，但是漫画的这种要求，对我的中国画创作有很大的影响。我认为，如果只是一张涂抹的画，没有创作的意义，对于创作的人或者欣赏的人来讲，都没有意思。”

　　不过，要画“有意思的画”，就需要绞尽脑汁想画外之意，很辛苦，不似一些画行画的画家，只要迎合市场，不断地重复自己就能有大量钱财滚滚而来。“从前画家要具备各种修养，现在好像不是这样。现在很多画家只是在努力迎合和满足大小土豪低级层面的感官需要，内底骨子里俗和堕落。如今有一个词：量化。这张画的好坏，画家要通过量化来确定价值，这个量化就是拍卖行的价钱，所以就有很多人不断地炒作自己。”谢春彦说道。

　　谢春彦对于书画圈内自我炒作那一套嗤之以鼻，他觉得钱够用就行，不屑于迎合市场，而是随心而画。在传统水墨画创作之外，他还继续漫画的创作。只是时下，国画的地位恢复了，漫画的地位却一落千丈。有同行认为，谢春彦的漫画，不上品，不入流。也有朋友曾善意地提醒谢春彦，画漫画会被人认为不是正宗国画家，会影响他的国画生意。但谢春彦志不在“生意”， 倔脾气的他还是“一意孤行”：“你们看不上，老子还偏要画”。

　　《新民晚报》总编辑陈启伟是谢春彦多年的朋友。三年前，陈启伟找到谢春彦，邀请他在晚报评论版开个漫画专栏。于是，在《新民晚报》的敦促下，三年多来谢春彦画了一百多张漫画，用的是水墨中国画的技术，可谓水墨漫画。漫画具有时效性，要快速反映对生活的种种看法，对创作者而言，很具挑战性。谢春彦借用曹雪芹的一句话，将之变成自己画漫画的准则：“满纸荒唐言，一本正经心。”前半句是指漫画的形式，后半句是指画漫画的出发点。虽然一张漫画的稿费只有几百元，连一张行画的零头都没有，但谢春彦就是愿意在这个领域“折腾”。

　　至今丰子恺的漫画仍受追捧，而一本《三毛流浪记》累计印数达1000万册以上，但为何时下漫画会被人们认为“不入流”呢？对此，谢春彦感慨道：“漫画的概念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丰子恺从日本引入的。其实清朝时期，一些画家，比如石涛、八大山人的诙谐画，就是漫画。齐白石的有些讽刺小品其实也是漫画。民国后，中国印刷业发达以后，那些报上的点评时事的画都是漫画。漫画其实不幼稚的，丰子恺的画难道不是漫画？先别管什么形式，关键是他画了什么，画得水平如何？可惜后来漫画就走下坡路了，这跟时代的变化也有关系。社会在不断改变，总是不断变新花样，对绘画的技巧、样式、风气的要求也不一样了。”
    
　　艺术创作，最重要的不是灵感，而是内心的感情

　　国画、漫画、诗歌创作、美术评论，谢春彦的作为不局限于国画界，按现在的观点看，有些“不务正业”，但谢春彦却我行我素、自在洒脱。谢春彦的好友施元亮给他刻了一枚章“匹夫余事”，意思是，无论是画国画还是漫画，或是做其他事，都是匹夫在做正经事外的余事、小事。那么对他而言，什么是正经事呢？

　　早些年，作家王蒙与谢春彦在一家学术刊物上开辟了一个专栏，叫“王诗谢画”，王蒙写旧体诗，谢春彦画插画。作家宗璞写了一篇关于这个专栏的文章，表示蛮喜欢谢春彦的插图，并提到：文化传统常常是因为爱好而流传下来。“这个观点有道理，最初的出发点是最重要的，一定是有爱好才流传得下来，爱好是非常重要的延续的桥梁。年轻时，我就觉得不论做人还是画画、作文，都要有家国情怀，要有作为国民的责任感。我认为对于艺术创作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灵感，而是内心的感情。我想，家国情怀是我永远不竭的动力和源泉。”谢春彦对我说道。

因为坚信艺术创作首先来自于喜爱，所以早年谢春彦跟着画家黄幻吾学了一段时间岭南派后，觉得自己个性不太适合学这个画派，就放弃了。因为坚持艺术创作应该有情感，所以他“手痒”了才画，即想要表达了再画。也因为他仗义、重感情，他乐于帮人做“嫁衣裳”，参加朋友的各种研讨会，举办前辈的纪念活动，帮忙编辑出版朋友的书籍。

　　谢春彦喜欢传统文化，相比“创新”这个词，他更喜欢用“维新”。“新和旧是有对比而存在的。我们现在看汉唐的伟大作品，虽然是古物，却并不觉得陈旧，反而会被它所蕴含的具有生机的东西激励。同样道理，也不是现代人的作品就一定具有‘新’的因子。如果没有那种‘中国梦’之下的理想和激情去刺激推动的话，就不可能有新鲜的思想来促使你创作。这个创新永远是基于传统的基础，而后通过每个创作个体的‘刍’，自然流露。”

　　对于谢春彦而言，传统文化的延续，家国情怀的表达，才是正经事。因此写评论文章也是水到渠成之事。谢春彦告诉我，他第一次写美术评论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一次以上海为主题的综合性画展上，他随口跟一个熟悉的《青年报》记者说，这个展览跟主题不太搭界，组织得不灵。那位记者就“激”他：你敢写篇评论文章吗？谢春彦立马爽直地“接招”道：“你敢登，我就敢写。”于是，就有了他的画评处女作，之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越来越多的评论文章见诸报端。名气来了，金钱的诱惑也紧追而来。谢春彦告诉我，曾有一位大商人跑来跟他谈，要花钱包下他的美术评论，谢春彦气得大拍桌子，把此人赶了出去。

　　谢春彦的学养和真性情也渗透在他的文章、书画中。学者余秋雨评价：“谢春彦的这些画，是他文化意识、文学素养、人生感悟的综合显露，极有品嚼的余地。”著名中国画家刘海粟说：“春彦惠我之诗，纵横变化，丝丝入古，大妙。观春彦之画，飞动流转，清新不群，当可涤人胸臆也。”

　　除了写评论外，谢春彦也经常主持一些学术活动，他总是要求发言者要讲真话。前一阵，谢春彦主持了画家崔如琢的作品研讨会，出的题目是：从崔如琢作品出发谈中国文化的现状和未来。会后，原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特意跟谢春彦说，她参加过很多学术研讨会，都没有像此次研讨会那么放松，谈得那么深入。

　　在谢春彦看来，无论是研讨会上，还是文章中，廉价的颂扬没有意义，批评只要诚恳，艺术家还是会接受的。然而，谢春彦还是想得太天真。几年前，因为一篇不点名的批评文章，谢春彦被画家范曾状告法庭。“最后一次开庭时，我在北京，律师代理出庭。后来朋友告诉我，你胜诉了，《北京晚报》发了一整版的报道。晚上回宾馆后，我让门卫给我去买张晚报，门卫说报刊亭都关门了。我就跟他说，给你100块钱，买报后剩下的钱都归你。很快，他帮我买来三张晚报。”谢春彦笑着回忆道，露出几分得意的神情，但很快被失望的情绪取代。

　　虽然官司打赢了，但依然难以平复谢春彦的沮丧。一篇才几百元稿费的文章，花费了3万律师费；活了七十多年，从没做过坏事，从来没有被法院传票过，却因为一篇正常的评论文章被告上法庭。这样的文化环境让谢春彦感到很心寒。

　　记者：与范曾的官司，最后你胜诉了，但是为何你对画坛、对艺术评论似乎更加失望？

　　谢春彦：那篇文章效果是很好，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同、支持，但是整个画坛的风气不是一两篇文章可以挽回的。现在的书画界非常热闹，弄名弄利，很多人画地为牢，自以为是，没有远大的理想。我画了几十年画了，我想我不是为了浮名虚利，而是想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去感染朋友，通过我的绵薄之力，让社会风气能变得正派一些，但能力又不够。现在书画界非常浮躁，大道难问，小道难芳，个人的力量是弄不过时流的呀，所以有时会沮丧，对现在的中国画比较失望。但我还是相信社会总是会进步，年轻人总会比老人好一点。现在每个星期天会有三个孩子到我家，我不仅教他们画画，还教他们理解、背诵屈原的《离骚》，他们很喜欢，那么长的文章很快就背出来了。文化就是靠喜欢才能传承下去。从孩子身上，我看到了希望。

　　记者：你被认为是现代“新文人画”代表之一。你如何理解“文人画”传统？新文人画“新”在哪里？

　　谢春彦：从前讲道和术的问题。文人画可能是道的成分多一点，但是长期下来，也形成了自己的术。它和所谓以术为主的画家的画不同，它的道和术结合得比较完善。比如宋代以后，有很多文人涉足绘画，因为他们有思想，有修养，有情怀，就和“士人画”“匠人画”不同。再比如说，书法里面有书法家的字和学问家的字。像王元化先生也写毛笔字，他不是为了写字而写字，所以，在他的字里面，道的影响就会比较多一点。比如说何满子先生，他从来不把自己当作诗人，也不把自己当作书法家。我给他编的集子，他不让称书法，只叫“自写”。可是现在很多书法家变成了抄书匠，抄书匠缺少一种道，也削弱了术。在以前，书法要写得好，真的不容易，从皇帝到老百姓都关注书法，都懂书法，要想欺世盗名，没那么容易。不过如今，中国的书法从功能方面来讲，实用性已经没有了，变得更像一个商品，这是应该警戒的。
　
　　至于我们现在说的“新文人画”，我以为有四个方面：文，必须有文化，有相应的修养；人，必须是大写的人，必须有格调，有情怀；画，必须落实到作品上，要有相应的技巧和技术。新，必须别出心裁别具一格。四点统一之下，才能称得上“新文人画”。我自觉四个方面都还有需要努力的地方，所以当不起这个评价，唯有往这个方向不断努力。

　　记者：你很关注儿童的美术教育，之前还专门与人合作出版了一本《幼儿中国画入门》。为何特别重视这个方面？

　　谢春彦：是的。我觉得美术教育是当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前几年，香港凤凰卫视请我去谈美术教育。讲完后，从不轻易夸奖我的华君武特地打电话跟我说，今天讲得特别好。我听了很高兴。当时我谈的是，现在的儿童美术教育中，比较普遍的是，我们以为自己是老师，孩子是学生，这是不对的。人的童年是小孩子，人类的童年是原始人。一万年前，西班牙的岩洞里的画和中国大西北岩洞里画出来的画如此相似，如此了不得。这些壁画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就是没有被现代社会中的陈规戒律污染，有自己的独特感受。因此儿童美术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课题，这是一张白纸，教育观念错了，儿童就会被成人社会的各种关系所束缚，想象力会被扼杀。从前东欧未解体时，在波兰，对于中学、大学的美术教师，政府部门不太管理，而幼儿园的美术老师是需要考试的，说明儿童时期“领进门”的师父是比较重要的。总之，教儿童画画时，要让孩子感受一种乐趣、天趣，他想表达什么，怎样表达，都可以，不要去干预他，让他完全自由地画。

　　记者：你很提倡创作上的自由。在你看来，自由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海派艺术那么繁荣、出了那么多人才的原因吧？

　　谢春彦：叶浅予先生认为海派最核心的特点是自由。自生自灭，没有人管你。从漫画来讲，中国漫画史上的大漫画家基本上就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到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发祥的，像张正宇、张光宇、叶浅予，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美术训练，也没有到西方留过学，但他们所达到的艺术水准，既当代又非常具有中国民族的特点，几乎一下子就成熟了。比如叶浅予先生的速写，完全可以拿到国际上跟外国人打擂台的，不输给任何外国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化艺术现象。那个时候那些年轻的海派人物没有什么负担，而且有一种激情。这种激情和他们本身对艺术的天赋撞击起来，就形成了非常灿烂、不可重复的海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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