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器

　　高句丽是我国东北古代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始建于西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年），由朱蒙建国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初期都城定为纥升骨城，在今辽宁省桓仁县境内五女山。汉平帝元始三年（3）第二位王琉璃明王迁都于国内城，即今吉林省集安市。北魏始光四年（427），第二十位王长寿王迁都于今朝鲜平壤。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在唐朝政权和新罗的联合打击下灭亡。高句丽民族曾活跃于中国东北和东北亚的历史舞台上长达705年，传28代王，创造了具有本民族鲜明特色的文化。集安作为高句丽早中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400余年，其境内保留着丰富的高句丽遗存和遗物。

图1 铜印正背面

图2 印章钤本

图3 好太王碑书体

　　现收藏于集安市博物馆的这枚高句丽铜印，1962年由农民发现于集安县台上乡东明村的耕地中。

　　该印印体为双面形制，铜质，长6、宽5.8、厚0.9厘米，印文为隶书、白文、凿刻，四边带有边框，且间以界格，印侧有一圆形穿孔，正面印文为“□天如郎□印”，背面为“癸亥年正月中”（图1、2）。

　　该印曾经著录于《集安市文物志》《吉林省文物志》《吉林出土古代官印》等多种文博类书籍。

　　关于该印的印文，或因笔画不清，或因生僻难解，学界在释读上存在差别，《吉林省文物志》释作“□天如郎古印”，《吉林出土古代官印》释为“栖天如郎□印”，通化师范学院历史系李乐莹《古代高句丽印章文化探析》释读“  天如郎古印”，首字读“山”音。其实，印文第一字的笔画斑驳难认，释“栖”或“  ”，只是猜测，未必准确；印文第五字是“∟”与“古”的合体，释作“古”字，是参照了字形相近的一个字，似有牵强之嫌。笔者以为，在没有明确的证据之前，此印还是释作“□天如郎□印”为宜。

　　关于该印的书体，印文明显是取自好太王碑的隶书字体（图3），呈现笔画平直、方严厚整的风格。隶书入印，有悖于以篆书为基本样式的传统印制，印史中虽有先例，如上世纪50年代湖南长沙西汉墓出土的隶书石印，但多为殉葬的明器，很少作为实用印使用。由此表明，“□天如郎□印”应属民间的私刻作品。

　　关于该印的性质，也存在着官、私两说，《吉林省文物志》谓：“似为高句丽地方职官名”。高句丽的官职，两汉至南北朝时期受到中原官制的影响，但也保持了一定的自己特色，由早期的八级发展成后来的为十二级，文献所记载的官名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雏加、使者、莫离支、主簿、优台、皂衣、先人、大兄、小兄等，并未见有“□天如郎”职称，将其定为地方职官印，没有根据，也属于一种揣测。笔者倾向于该印的私印属性。

　　关于该印的年代，背面印文注明为“癸亥年”，这具有年款的性质。学界据此推断，与高句丽较近的有东晋兴宁元年（363）、刘宋景平元年（423）、南齐永明元年（483）三个时间点，当为4世纪中叶至5世纪后叶之间所制造。我们从该印的印文书体来看，其明显是模仿好太王碑笔画平直、方严厚整的隶书（图3），而好太王碑立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如此看来，该印的制造时间只能在423年和483年中选择其一，而不会早到好太王碑尚未存在的363年。

　　高句丽文化深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通用汉典，使用汉字。考察高句丽使用的印鉴，早年曾出土有“晋高句丽率善邑长”“晋高句丽率善仟长”“晋高句丽率善佰长”官印三种，但这是晋朝封给高句丽某一邑长的印章，并非为高句丽所制造，目前还无证据可以证明高句丽存在本民族的用印制度。

　　“□天如郎□印”是非常少见的高句丽印章，其中的文化内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丰富，这有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