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四宝

图1 方光自作铭文墨盒

　　1914年方方山先生自作铭文墨盒

　　这是一只特殊的长篇小字墨盒（图1）。其白铜质，尺寸约为长9.3、宽6.3、高3.1厘米，标准的民国形制，无底铭。说它特殊，是因为盒面上的铭文。常见的民国长篇小字墨盒，盒面内容大多是古人的成文，如《正气歌》《兰亭序》《喜雨亭记》《岳阳楼记》等，多是《古文观止》中的名篇，而这只墨盒，盒面上刻的是一篇自作的文章。不算上下款，文章共205字，这篇完整的文章是赠盒人自述生平。墨盒是民国三年（1914）所制，由南华居士方光赠与“耀东仁兄”。

图2 方光著作自署“南华居士”

图3 墨盒落款中的“铸”字就是“置”的意思

　　盒面的文字内容如下：耀东仁兄清玩。余以岭表布衣，因清夷窃踞，年事弱冠，蓄念匡复。始而秘密结社，既而兴教育，既而绾军符，阅历十年，备尝艰苦。幸而逆虏丧亡，华夏重光，初愿获偿，首倡归焉。乘优游之岁月，作漫汗之征途。踪迹所经，外而扶桑箕封，内而苏皖赣鄂鲁晋燕豫等省。与夫白山黑水塞北各部，举人物政俗风教山川气候，触身接目，内外殊观，朔南异趣。窃谓人世之乐莫乐于是，何图久安暇逸，招时会妒。既以外交内务扰我形神，复以海天荒服劳我抚绥。今者舟舆已驾，便道乡帮。我念故人，故人念我。铸金持赠，留为纪念。籍固金石之交，聊增翰墨之色。中华民国三年三月，南华居士方光铸于宛平。

　　仔细诵读这篇文章，知作者非等闲书生，既是“有故事的人”，又是文章作手。其少年时便秘密结社反清，办过教育，带过队伍，行迹不仅遍及大江南北，还到过日本（扶桑）和朝鲜（箕封）。说其“有故事”，当不是虚言；其行文流畅沉着，用词典雅古奥，化用典故不落痕迹，表达情感张弛有度，此等文章气度，也不是一般冬烘先生所为。佳文不厌百回读。民国三年（1914）距今已有百年，这篇205字的文章颇可当作作者行状来读，碑文写作也不过如此。铭之吉金，金石寿永，作者写此文时，或许真想到了是在为自己撰写碑文了呢。刻铜墨盒由于年代晚近，铭文内容又多是名言警句或前代范文，多不被好高古者看重。以自作诗文铭于盒面，使晚近之物多了些碑版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寻常的文房用品在观赏把玩的趣味之外，增添了历史感和文献价值。

　　作者方光是岭南名士。方光，生卒年不详，广东惠阳人，号大玄父，斋名“方山山馆”，时人尊称其为方方山先生。惠阳方姓一族最出名的是秋长西湖方氏，据《惠阳六桂堂方氏家谱》载，方氏先祖早在明朝初年就落籍秋长西湖（今惠阳区秋长街道西湖村）。民国时期方氏家族名声最大的人便是这位叫方光的学者，其学问渊博，主要著述在经学研究方面，卓有建树，著名历史学家、客家学的奠基人罗香林曾称赞他“学问道德为时贤所佩服”。

　　方光的学术成就主要在于经学研究。有《庄子天下篇释》和《荀子非十二子篇释》《淮南子要略篇释》《史公论六家要指篇释》行世。有专门研究“庄子学”的文章提到方光时将他和梁启超相提并论，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拓展，学术新范式确立，这时对于《天下篇》的研究出现了很多哲学性的论著，研究方法也较民国初期有了新的变化。梁启超的《庄子天下篇释义》和方光的《庄子天下篇释》是其中的高峰之作。

　　方光在佛学方面也有涉猎，其自署南华居士。如《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1931年第30期）即刊有方光的两篇文章，题目分别是《与小林雨峰大僧正论学密书》和《与挚友李亦梅君论学密书》。根据民国丁卯（1927年）秋方山山馆重校印的《国学别录-庄子天下篇释》一书（图2）的署名：“南华居士惠阳方光大玄父述”，可知“南华居士”确是方光的别号。这也证明，这方墨盒下款署名的“方光”，就是这位经学家“方光”。

　　方光是被时光湮没的民国学者之一。关于方光的研究资料很少，相信这只方光自作铭文墨盒的发现，能为方光研究提供重要的实物参考。

　　墨盒上款“耀东仁兄”无确考，方方山先生把刻有自述生平的墨盒赠与他，应该是生死至交的“宝剑赠知己”。需要说明的是，这只墨盒下款“南华居士方光铸于宛平”（图3，墨盒落款），其中的“铸”字并非是指，可理解成“制”或“置”。铜器铭文言“铸”字，是民国时人视墨盒为“吉金”理念使然，也就是说，墨盒虽是文具，但在文人眼里，也和三代青铜器一样重要。自述行文中有“铸金持赠”的字句，写“铸”不写“置”，即为呼应，又显个性。同理，“宛平”很大程度上是代指“北平”，并不一定是“宛平县”。